走出通识教育的误区

20世纪90年代,通识教育从西方传入中国。在近20年的蓬勃发展过程中,通识教育的内涵和课程体系的构建模式不断丰…

标题:走出通识教育的误区

20世纪90年代,通识教育从西方传入中国。在近20年的蓬勃发展过程中,通识教育的内涵和课程体系的构建模式不断丰富。新时代,通识教育被视为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增强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途径之一。

当今我国高校通识教育呈现哪些新趋势、存在哪些新问题?近日,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办的“新文科视野下的通识教育:理念、本质与趋势”教学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通识教育与大学精神”、“通识教育与通识课程”等主题展开研讨。 ”两大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剖析了当前通识教育认知中的误区。

研讨会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夏文斌指出,通识教育呈现出五大发展趋势:一是“深层次”,通识课程是专业课程的拓展和完善版本;二是通识教育呈现出五大发展趋势。二是“博”,通识教育内容广泛,注重学科间的兼容和融合;三是“新”,通识教育课程是一个新的类别,而不是其他类别的简单相加;四是“实践”,以新文科视角的通识教育引导学生回归观察分析能力的提高,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五是“变”,通过改革创新构建新的师资队伍、课程体系、教学形式。

“尊德”或“道德文学”

当前,我国通识教育面临以下五个制约:通识教育误认为通识教育;顶层设计不到位;教师对通识教育和通识课程的定位缺乏认识;学生对通识教育的定位缺乏认识。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龙永红说:“通识教育和通识课程不被重视,学院削弱了通识课程的地位。”

为了打破上述制约,有必要明确通识教育的内涵是什么。

龙永红认为,通识教育的内涵不是通识,而是“融会贯通”: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方法的融合,达到思想和思维的深度,内化于心,外化于心。好的。

“我们应该注重道德还是智慧?”这也是通识教育中一直争论的两个话题。有些老师关注智力方面,而有些老师则认为美德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我国的传统教育中,“尊德”始终排在“道德文学”之前。

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任俊峰表示,德智体可以有机结合起来,比如现在的思想政治课和以前的人文素质教育。 “新世纪,中国的大学不仅要致力于提高教育工作者的自信心,年轻人也必须有更高的道德修养。他们需要具备一定的技能,能够做‘好人’、‘做人’。”好公民’,能够‘尊德’,也可以学习道家。”

从新文科的角度来看,一些人对通识教育的内涵存在明显的误解。

例如,以前外语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语言工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教授金兵认为,外语通识教育需要引导学生分析语言背后的历史沿革和文化脉络,启发学生思考语言之间的关系。和认同,在外语学习中培养母语意识。这样,才能在跨文明对话中彰显文化主体性,在多元文化和不同文明形态的比较中,才能获得钱穆老师所说的对自己国家、民族历史应有的尊重和温暖。

“重新混合”为重要功能

当今通识教育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猎鹰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基本见解来自于火箭和太空航行必须节省成本的想法,而“节省成本”是经济学原理之一。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陆晓东表示,猎鹰火箭的研究思路来自于经济学+物理学,或者说经济学+物理学基本概念的“重新混合”。这一见解的提出者马斯克的知识背景是经济学。 (专业)+物理(双专业)。

“混音”是美国学者凯文·凯利提出的一个动态的哲学概念。他引用了经济学家保罗·罗默的判断,即真正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来自于重新混合。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布赖恩·阿瑟进一步指出,现代技术也是现有技术重新混合的结果。

“混搭已经成为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教育哲学理念或者复合型人才的成长方向,构成了‘四新’建设的哲学基础。”鲁晓东表示,从这个角度看通识教育,我们可以将通识教育和通识课程结合起来算“浅混”,而转学、辅修/双学位教育、第二学士学位教育、联合学士学位算“深”混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熊丽丽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阐述了他对大学通识教育几个层次的理解。

在他看来,大学通识教育的第一层次是开阔视野、传播知识。借助通识教育,学生可以涉猎跨学科知识,拓展知识面。第二个层次是多学科观察和分析能力的培养。学生具有对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基本观察和分析能力。第三个层次是跨学科观察和分析能力的培养。学生将本专业、本学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置于跨专业、跨学科的观察分析框架中,提高本专业、本学科的学习和研究能力。

“跨学科、多学科,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更强调各学科分析框架之间的联系和兼容,突出通识教育与专业学习的互动。可见,通识课程不是专业课程这是一个简化版或者说通俗版,而是专业课程的升级版。”熊丽丽说。

“以点代面”总体设计

关于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有一个经典的比喻,那就是“狐狸”和“刺猬”的故事,可以用来形容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区别。 “狐狸”指通才,“刺猬”指专才。换句话说,“通”、“特”也与“面”、“点”有关。 —— 通识教育并不是通识教育就能自然融合的。过去,一些高校在设计通识课程时,往往希望涵盖尽可能广泛的知识面,但这样做适得其反,导致通识课程流于形式、流于表面。

龙永红认为,通识教育课程应通过“以点代面”的理念进行整体设计。 “核心通识课程数量要丰富、全面,通识课程要从‘点’出发,注重深入思想、思维和能力的培养,配合课外阅读书籍的设置学习班要做到‘以点代面’,形成相关辐射,力争同一类别不同课程达到共同目标、同等效果。”

如何实现“以点代面”?

龙永红表示,首先要放弃过去各院校报考、计算机选拔的模式。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在推广阶段,学校采取了由学院领导和骨干教师共同商定各学院应承担的通识课程的方式。

“做好‘以点带面’的核心是学生需要广泛的阅读和讨论。”龙永红表示,要强调课外研究与课堂教学的紧密结合。

通识教育课程实行大班教学+小班讨论。在任俊峰看来,——助理教练在小班讨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助教通常由硕士生或博士生担任,不同的助教,其教学效果完全不同。区别在于助教能否将学生的问题浓缩成进一步讨论的话题。这取决于助教的表达能力和综合能力。”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学术能力,因此,对于助教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培养和提高他们的学术能力。”任俊峰说。

许多高校在通识课程的建设和选拔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考试形式仍然过于传统。备考时,学生只需记住课本上的知识,就能取得高分。这导致通识教育“最后一公里”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龙永红认为,期末考试的内容和方式应侧重于检验学生课程学习目标的实现情况,并应适当开放、全面、灵活、富有挑战性。 “课堂互动、读书笔记、研究作业和课外讨论应纳入日常成绩。指定的课外研究内容也应纳入期末考试的评估中。”

从根本上改变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

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不是仅仅开设几门通识课程就能实现的。在任俊峰看来,这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大学教学方式和学风的重要手段。

目前,国内通识教育分为三种模式,即精英学院模式、人文学院模式、本科学院模式。

精英大学规模较小;人文学院与大学其他学院处于同一水平,很难从其他学院大量调动师资;本科学院与教务处直接挂钩,运作比较合理。

“未来中国通识教育2.0版可能会以文理交叉为主,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分离。比如法学院、商学院、新闻学院、教育学院将退出本科——应用研究已经沦为短期研究,但很多基础研究却被推到了不必要的边缘。”任俊峰说。

实现上述改革,涉及到一个重要的角色:——名教师。与专职教师不同,本科学院采取兼职教学制度。任俊峰认为后者有更多的成长可能性。

在复旦,他们力图把通识教育打造成教师教学成长的场域、名师脱颖而出的平台。他们寻求教师投入教学的现实可能性,并尝试有效连接教师自身的研究和教学。 “也就是说,教师的教学过程是其学术研究的一部分。经过几年的教学,他或她可以围绕教学领域中发现的问题发表论文和书籍。只有这样,才能激发教师内在的教学热情。”真正激励人们从事通识教育。”任俊峰说道。

在任俊峰看来,建立通识课教师共同体也至关重要,让教师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自我成长。尤其是在院系越来越细、教师之间交流很少的情况下,让不同院系的教师通过通识教育平台就相关话题进行相互学习,是不断形成通识教育共识的重要渠道。 (文采妃)

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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